些灰色羽毛。”
海鸥似乎听出我在描述它，此时正转着脑袋呆呆地盯着我。
大半分钟内，听筒里都很安静。
我打破僵局，问他：“想看海鸥吗？”
他像是低“嗯”了声。
“今年接你来香港过年。”我将最后一块面包喂给那只海鸥。
“哦。”他说得轻轻的。
“给我打电话做什么？”我又问。
杨东清并不经常给我打电话，更多是发短信。每天都发，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早晚都是那条“记得吃药”。
我单方面将他当成定时闹钟。
托他的福，我那几瓶药终于在昨晚吃完，所以才能在今天去医院进行第二疗程。
主治医生先用数落我的语调关怀了番，又给我开出几瓶胶囊，嘱咐说：“一定要按时吃药。”
我想这次我会遵守医嘱。
杨东清听后先沉吟了番，再说：“照片上，你好像有些难过。”
我一愣，问他：“你买了这期的《VOGUE》？”
“嗯，”他说，“出了什么事吗？”
我掂了掂眉：“只是在想念一个人。”
杨东清沉默了几秒，才试探性地问：“很重要的人吗？”
“嗯。”我回答。
他脱口而出一个“哦”字。
后来他不再追问，我便挂断电话。
那天杨东清在傍晚就提醒我“记得吃药”，不过后面多加了句话。
他说：“下午忘了问你，蝶泳是什么意思？”
我并不打算糊弄他，于是回拨出一个电话。
三秒后，他接起。
“那是一句歌词，”我说，“要听一听吗？”
“好啊。”
我把随身听打开，放到听筒前播放起《地尽头》。
“离别似绝症／已灭亡的高兴”
“令我的背影／于东京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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