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拟定，他和嬴稷修改、补充细节的《垦令》，深觉《垦令》的推行必定会遭到来自各层人士的抵抗。
因为，这则《垦令》为了敦促黔首们去种田，为了对官员和卿大夫们加以限制，有许多堪称严苛的条款。
比如嬴稷曾经与嬴渠梁提到的，对朝中官员们的行事作风加以限制，不许他们将今日的事拖延到明日，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官员们的办事效率，同时，也能够让他们忙碌起来，没有时间去叨扰底层的黔首。
卫鞅认为，这么做，黔首们就不会受到来自官员的干扰，就能专心开垦荒地了。
这对于嬴渠梁来说，自然是喜闻乐见，一举两得的事，可朝中的官员们必定会感到不高兴。
想想吧，本来这些官员们可以在岗位上舒舒服服地躺平，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处理公务。现在，这些官员们却被逼着内卷起来，为了保证效率，甚至不得不频频加班，谁会高兴呢？
当内卷变成常态，当加班加点变成分内之事，又有谁能乐意？
这条律令一出，秦国朝堂上的官员们或许不敢怨恨嬴渠梁，但卫鞅是必定要遭到怨恨的。
另外，在卫鞅看来，那些被卿大夫、贵族们养着的门客也是不事生产的人，必须得到限制。
在新法中，卿大夫和贵族必须按照他们府邸中的人数来缴纳赋税，如果有人胆敢收留这些“吃闲饭的”，更是会被从重征税，这样一来，贵族们就要考虑养这么多门客究竟是否值得了。
在这种政策下，贵族们必定会遣散一批门客，只留下他们认为必须留下的人，他们的智囊团、他们的势力会减少。这些被遣散出去的门客，如果找不到收留他们的人，为了生存下去，也将不得不亲自下地劳作。如此一来，务农的人自然会变得更多。
如果说以上两条会让卫鞅招致卿大夫、贵族们的怨恨，那么接下来的几条，就是真正动了他们的利益。
以前，贵族和卿大夫之子都是不用服徭役的。新法却规定，只有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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