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负责此事的官、吏，都是其他五县出身，于是敷衍塞责，推诿拖延。
到后来王相、程鹏先后莫名去世，这件事便不了了之了。
怎么办？这两个人死得离奇，多半不是正常死亡，十有八九就是跟这件事有关。我要是也揪着这笔冤枉税不放，是不是将来也会遭遇同样的祸事？
数学人才的固执占据了他整个大脑：人可以死，账不能错！
想到这里，帅嘉谟推开账册，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第三次呈文，为歙县讨一个公平。不说把以前多交的税要回来或者争取减免今后其他税，但是最起码，也得把这笔税重新分摊到六县，绝不能让歙县独扛！
帅嘉谟的这个决心下得并不容易。要知道大明的税赋体系本来就比较乱，错综复杂，牵涉甚多，除非某地受灾严重，否则就算是皇帝想增减一二都极不容易，想凭一介平民的力量删掉整整一个科目，实在难于登天。何况如果重新分摊的话，就意味着其他五县平白加税，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定会拼死阻挠。
但已经下定决心的帅嘉谟仍然亲自撰写了一份呈文，详细地写明自己的查考过程，然后在隆庆四年的年初，没有通过徽州府，而是越级呈给了当时的应天巡按御史刘世会。
在这篇呈文里，帅嘉谟耍了一点小手段，他在讲述缘由时加了一句话：“缘本府递年奉戶部勘合，坐取人丁丝折生絹八千七百八十匹，原额六县均输，府志可证。”
其实在《徽州府志》里，只是含糊地记载徽州府或歙县缴纳人丁丝绢多少多少，根本没有明确说过“原额六县均输”的话，更没有和国初那笔亏欠夏麦联系到一起。
帅嘉谟偷偷加了这六个字，是想给上官造成一个既成印象，方便行事——孰不知这一处小小的手脚，后来却成了聚讼的关键点。
除了这一点之外，帅嘉谟还说：“南京承运库每年收丝绢两万零一百九十匹，其中浙江、湖广这种产丝大区，才缴纳八千五百零一匹；应天十三府，只要缴两千九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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