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制度其实并没有太好的管理方式。哪怕到了后世，仍然如此。想要让相关民众们服从管理，自然要先向他们表达出制度的优越性。
此前幕府便在讨论补贴籍民、刺激生产与消费的方案，提出了很多的设想，但李潼都感觉不太满意。
佐员们所提出的补贴对象主要还是自然人，比如获得朝廷民爵嘉赏的公士之类，又或者年过几十、家有几丁，这也是以前惯用的手段。
但这些方式，所针对的只是生民个体，而生民的需求普遍单一，无非衣食等基本需求。长安新经动乱，物资难免短缺，把钱到小民们手里，或许会刺激他们积谷备荒的囤积欲，抢购几种有限的生活物资，这与李潼所设想全面刺激长安民生恢复有些出入，起码不会对诸行业生产造成太大的补益。
所以他在考虑一番后，还是决定将补贴的目标从个体转变为以行社为单位。如此一来，虽然会刺激行社进一步展，但也顺理成章获得对行社的管控权。拿了我的钱，我总要查一查你用在了什么地方。
至于这样会不会造成行社尾大不掉，这也是多虑了。因为古代东西方行社的展，是有本质性的不同。
西方行社或者说行会是在城邦建立伊始就产生，是平民从业者对抗城邦贵族的一种组织。而东方则是在城市展到一定规模，为了补偿统治模式而兴盛起来。
二者产生的时机与动机截然不同，而且古代中国还有一个统治的根本法，那就是编户齐民。民众们先是在籍之民，然后才有一层行社身份。
生产性质的行社，主要是工艺的研究与传承，像是唐宋之际的制造产业，由官府提供官样等生产标准进行生产采购。商业性质的行社，则就主要是管控物价、避免恶性竞争，以及统筹资本，参与官买、互市等官方组织的买卖活动。
可以说，古代中国的行社从产生伊始就没有反骨长出，未来的展也根本不具备此类空间。至于官商勾结、政治投机，以及晋商们含辛茹苦滋养出来的大清国，那都是有着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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