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的康有为，梁启在本质上仍然还是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仅仅只是从租界的报纸、书籍而来，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前，所谓的维新派竟没有一个人有出国考查的经历，由于是维新派的精神导师康有为，也只不过去了一次香港，到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反到获得出国的机会，游历日本及欧美诸国，但思想反到日益保守起来。
而在戊戌变法的时候，维新派包括康有为，梁启在内，对西方各国的体制、制度实际根本是半懂不懂。当然就算是半懂不懂，但比起当时的中国来说，维新派的思想确实也算得上是进步的，但维新派的持行能力，见识、政治手段，甚致是道德水准，都只能用可笑来形容，因此戊戌变法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一件好事，反到是成就了康有为，梁启等人的名声，如果真的任由康有为，梁启等人主持变法，中国是不可能富强起来，而且不出一年中国非乱不可，庚子国变说不定会提前生。
尽管光绪不愿做亡国之君，并且力图变法图强，但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封建君主，在戊戌政变之前，除了在慈禧面前以后，永远都是圣明之君，当然不会有错，这时也不禁生出海外华人也未免太狂妄自大了的想法来，但还是强压住心里的不快，道：“那么依你们之见，大清变法的要务之急在那里呢？”
秦铮当然听得出光绪的不满，心里想着就这一点气量还想当中兴的明君，不过既然光绪问到这里，也不妨亮一点干货出来，至于光绪听不听得懂，那就不管了，于是秦铮道：“当今中国的要务之急在于土地。”
光绪怔了一怔，没有想到秦铮给自己竟然是这两个字。
秦铮接着道：“国之根本在于民，而民之根本在于土地，我们回归中国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也了解了一些现在中国的土地兼并情况十分严重，天下的土地，十之七八均为大地主、豪强、乡绅所占有，而农民所有土地只待十之一二，耕者无田则国不安稳，为历朝所警，自然是当今中国的第一要务，土地问题不解决，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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