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样说的话，新井白石并没有错，是贵国的海商没有本事而已。”
“日本国向来仰慕大国，颁贸易信牌的时候，贵国的商人可以拿到三四十支，而荷兰人只能拿到四支。”
“但荷兰人的船大，四支携带的货物，与贵国商贾几十艘船的载货相差无几。”
“按刘君的说法，要怪的难道不是贵国的海商不能够造大船吗？”
虽然一上台就罢免了新井白石，但这一次挨了打，在手上留下了三刀伤口作为记性，德川吉宗此时才算是真正理解新井白石为什么要出台那些政策。
这时候不免就要争上一句，明知毫无意义，却也不希望在他眼中为日本好的人，承担这样的责任，亦算是作为幕府将军最后的一点骄傲和尊严。
况且新井白石之所以要贸易信牌，除了缩减贸易之外，也是在彰显“日本中心论”，可以自我安慰般理解为“朝贡”。
就像大明规定琉球十年一贡，不准来的时候就是不能来；而新井白石则用贸易信牌制，变相地把贸易变为了大顺向日本朝贡，不准来就是不准来、准你多来那是恩赐，史书上史官即可记下：年月日、唐人来贡。
刘钰不是这个时代的人，这么久了仍旧没有完全融入这个时代，不能够完全地用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
他看不懂贸易信牌制背后隐藏的日本中心论，但他也不需要看懂。
如今做到了这一步，回京城后，再颁布一个“禁藩属与蛮夷私自贸易”、“与藩属贸易必须本国造船、水手九成本国”、“南洋货物必经松江转运不得直抵藩属”等法令，那就直接一步到位搞成了宗主国和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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