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如在辽中开办冶铁作坊，使得垦荒之人可以用得上上好的、不亚于广东佛山的铁器，此岂非义乎？”
“若如投资军工，使得我朝士兵有上等枪炮，不虚于西洋，此岂非义乎？”
“我固然可以自己做，但我还是希望更多的商人一起做，为商人正名，此为正途。”
“之前说的我不想富可敌国，不过是小人蝇营狗苟之言。”
“这些话，才是君子之言。吾之道，士农工商，俱为一体。是以道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尚可往，况于区区银钱之利？”
很多东西是有局限性的，前世刘钰对那些大商人们，并不感冒，因为他们已经在某些地方阻碍了时代的展。
可现在，在封建时代，那些前世被视为阻碍的东西，此时却如同正道的光，引领着潮流。
义利之辨，搞成诸子百家别人家那一套，那就是向儒家宣战了。
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可以搞新教、改革宗，但不能说天主教不好，我们都信绿教吧。
放在大顺，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即便圣人的有些话就是个屁，也必须要在故纸堆里找出来“异端合理”的证据，而不是推翻重来。
明末的思想大混乱、享乐主义盛行，可以视作文艺复兴。
经过八十多年的思辨和理学崩溃，以及大顺在官方意识形态上扶植永嘉永康学派的东风，可以视作宗教改革的起点。
要把商人为了“私利”做的一切，说成是“大义”。
&emsp
-->>(第8/9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