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的。应该按照家产或是收入，重新划定比例。”
可能是受到了上次矿工请愿事件胜利的影响，他有些兴奋地说了更严重的话。
“人头税也是不合理的。看看那些贫民，有时候为了少缴纳人头税，不得不溺死自己的孩子……”
慷慨激昂地指了一番江山之后，党内反对的人也立刻发出了质疑。
“湖霖，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么所追求的东西内部就不能自洽了。救济是道德，按这样说，凭什么让劳动致富的富人去养活穷人？救济法本来就不合理，但是道德上还是要做的。”
“但就像是你说的，如果取消了人头税、实行你所说的按照收入缴税，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这样，凭什么咱们还要追求更多人拥有票权的资格？咱们以什么理由追求平等票权？”
“按你这样说，缴税多的人，自然就应该有更多的权利；缴税少的人自然就该拥有更少的权利。”
“况且，富裕的人必然是聪慧的、勤劳的，追求道德的福利可以，但是管理、统治的人，必须是富人。因为如果你连富人都当不上，凭什么你就能管好一个郡县呢？”
“我们支持道德经济和救助，也同情那些穷人的遭遇。但是，做事情必须讲道理。如果实行了救济法累进税，那么就不能追求票权平等；反之，如果不实行累进税，所有人缴税相同，才可以去追求票权平等。”
……大致上，在邀请的都城的那些人来到之前，党派内部就在争吵这样类似的问题。
这也是必须要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意识形态的原因。
一个简单的事，如果没有相应的新理论作为支撑，内部逻辑是难以自洽的。
新时代的东西，必须另起炉灶。就像是君权神授一样，需要找出一个新的理论支撑，来证明自己追求的人权、自由、民主这些东西，是正义的，是正确的，是逻辑自洽的。
以君权神授作为正义，那么必然无法从内部得到想做的事情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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