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军法司裁决，该杀就杀，该坐牢就坐牢，该夺爵罢官，就夺爵罢官。”
“哪怕，他是宗室、勋贵，也不能例外！”
这就是李笠提出的解决办法，他认为滥用监军，或者给监军以过大的权力，只会影响军队的作战表现。
使得军事以外的因素（个人恩怨、政治因素），干扰军事决策。
监军误事的典型例子，就是一些朝代用不知兵的太监监军，结果太监干扰决策，导致军队打败仗。
权衡利弊，李笠认为，设立军法司（军事法庭）来威慑将领会比较合适，哪怕这种方式类似于秋后算账。
直属于军法司的各级军司，在“行军”编制时，就要作为军中佐官，随军出征，见证行军的作战过程。
一名将领在作战期间到底有没有消极避战、见死不救、图谋不轨，先由其同僚（譬如长史、司马）或者上级（行军总督）提出控告。
军法司根据各方证词，包括军司的报告，来做出判断，并下结论：有罪还是无罪。
若有罪，该怎么处罚。
以这种方式来震慑将领，能让带兵将领临机决断时，想清楚后果，再付诸实施。
行军总督，战时可以撤换行军都督职务，但除非特别情况（譬如对方涉嫌叛变、叛逃或者临阵倒戈），否则不允许行使“使持节”杀行军都督的权力。
即便杀了人，事后也得接受军法司调查。
一旦判定是滥杀，行军总督也得负责。
所以，战时军法审判机构——军法司，以及军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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