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如果有新安军保护，当地治安变好了，百姓们可以自在放心的自由行走，这些土地，那就有价值了。
特别近城土地，各官道两边的土地，价值更大。
睢宁南岸虽没什么矿产，但这边好歹也靠近运河，也算处于要道，东进南上，都要途经境内。
以后人口多，展商业，又本地人口的需求，近城周边土地，更增价值。
光卖地，县衙收入就能不少。
富户买了地，盖了房，房契这边，也有一笔契税收入。
杨河还盘算以后盖一些组屋廉价房什么，供应买不起地，盖不起房的人，但这事早了些，便让外来百姓租房吧，也让睢宁本地人有一笔房租收入。
至于税课局，睢宁以前倒有，但崇祯初年就废弃倒闭了，主要是本地商事不旺，收来的商税都不够运转的。
不过以后睢宁人口多了，商事兴旺，便是一年收几百两银子，那也是银子。
一般大明各地商税，除钞关所榷本色，归于内库以备赏赐，又折色银两归太仓以备边储，地方上的税课局，仅某些地方本色解入内府，一般都是存留当地。
这些地方的税课局，基本收入都不多，小县城可能有几十两，大县城几百两，州府有时过千两。
睢宁以后复设税课局，收的商税若能达到五百两，甚至一千两以上，至少在许多公费的使用上，就宽松多了。
而在杨河的盘算中，卖地与税课局的收入，三成可用于官员的分红。朝廷命官，官字两个口，意思就是除了嘴巴要捞钱，屁股洞也要捞钱，不喂饱可不行。
又两成用于吏员，衙役，巡捕等年金分红，上头吃肉，下头也得喝点汤，这样他们才有这个动力卖地与征税。
然后卖地与税课局的收入越多，他们的年金也越多，干劲也更大。
最后五成，便是各种公费使用了，如城建，乡饮，养济抚孤，还有以后城内设立的巡捕局，清洁工，养路队等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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