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第二道旨意，根本就是与东南使相兼两浙路经略使吕颐浩的文书一起，往东南周边各州郡的，乃是一并要求江南西路、两淮路、福建路在春耕后进行类似改制。
旨意中，赵官家几乎以坦荡的姿态明确指出，这次改制本意是因为靖康之变导致国库空虚，无钱粮养兵与北伐，所以进行了东南、荆襄的加税；而东南、荆襄加税赋固然为国家稳定和即将到来的北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也使底层贫民负担加重；而自古以来，民不聊生则反，前有方腊，后有钟相，前仆后继，不可不严肃以对。
故此，值此北伐大略将成之际，务必要完成赋税最重的东南地区财赋改革，以使底层百姓稍得喘息之机，方可再图大计。
如今，两浙路、江南东路皆已推行改革，且有大略可观，可见此事确系可行，故推行其余四路，以安人心，以定社稷。
至于若有人胆敢存私心而废公务，挟大势而敷衍局部，乃至于推三阻四，明抵暗抗，必将严惩不贷，格杀勿论。
旨意既下，又有东京正式邸报、凤凰山临时旬刊并天下，一时间海内骚动，上下悚然。
随即，春耕既过，旨意既，东京方面再度遣问安使至凤凰山，请官家回銮，并上报去年官家南巡后朝廷所历大小事务以及诸宰执于秘阁统判结果，请官家审查统览。
然而，赵官家再度公开下旨，一面表彰几位相公以及所有秘阁重臣留守东京劳苦功高，行事妥当；一面却公开回复，自己将继续在凤凰山，等待周边诸路新政落实，以防东南生乱。
倒也颇有几分此间乐，不思蜀之态。
东京上下无法，只能保持两地通信顺畅之余，努力施压、协助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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