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当用刑法，但法家本就自儒家析出，算是儒门的极端势力，实在太过赤裸裸了，并不足以教化百姓——只能硬性愚民。
汉宣帝曾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在裴该看来，他这话算说对了一半儿。对的那部分，是儒法不可偏废；错的那部分，是外法内儒的“霸王道”，远没有外儒内法的“王霸道”来得更柔和，也更有欺骗性，最适合构建官方思想体系。
裴该虽然有着比旁人多两千年的见识，但对于国家制度，他只能修修补补——全面推翻，搞新一套，未必真能适应时代土壤；对于思想领域，他更缺乏全面创新（也就是全面抄袭）的能力，只能暂时继承儒家教化了。
所以才特意跑来请董景道出山，先让老先生把郑学的架构重新搭建起来，他才方便一点点儿往里面掺私货。
然而董景道却摇摇头，说：“我老矣，既无宦意，复不能劳神以课授弟子。”不等裴该再劝，就站起身，从背后的书架上抽出一卷书来，放在案上，说：“此老夫昔日所作《礼通论》，非驳俗儒，以广郑旨。裴公若能使此书大行于世，必能于向学者有所裨益……”
裴该双手接过，说：“我已在渭滨建工坊，以版刻之术复制经典，先生此书，自当刻印刊行，授各郡县，遍传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