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去的问题。我早已做好了去的准备，而且做好了全歼兴安岭以西日伪军的军事准备。问题是任何军事行动都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如果没有明确的政治利益，我们的付出、牺牲就是毫无意义的！
我的作战计划需要我军出动两百架战斗机、轰炸机，两百辆坦克，三百门身管压制火炮、1ooo辆以上的汽车，不算已经过境参战的五万工程兵还需要五万正规军两万骑兵，需要油料5ooo吨、弹药5ooo吨，保守估计伤亡3万以上，牺牲至少1万。为了苏联不值得。
如果仅仅是为了消灭日寇赢得苏联政府对我国的好感，我大可不必劳师远征。让他们狗咬狗打去呗，死多少我也不心疼，留在华东华南华中我一样可以拿13军、21军甚至是11军出气，既能锻炼新编成的几个集团军也不需要消耗那么多物资、造成那么大的伤亡。”
两人的对话揭开了表象下复杂的实质性问题，让蒋先生恍然大悟，没想到一场悄悄进行的秘密接收战能这么复杂，原本想着陈海松独自作就可以应对的事还需要政府公开表态、提供广泛的支援，那跟直接宣战有什么两样？中国有必要这么去做吗？风险到底有多大？
陈布雷看出蒋先生神态的变化，由愤怒转为忧虑，他知道蒋先生其实相当好大喜功，希望成为中国历史上有所作为的一代君王，只是生逢乱世、内外交困，手下也没有一个有谋略能开拓的像卫青、李靖、徐达、左宗棠似的千古名将，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帅才让他看到了机会当然希望有所成就，可机会往往是带着巨大风险的，他愿意承担吗？承担的了吗？
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封建文人，陈布雷也有忠君报国的强烈愿望，只是他过去主要是秉承旨意被动做事，总是在应付眼前的繁琐政务，从来没有超越职权去谋划未来、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去构思民族的前途，陈海松的视野、胸怀、布局无疑让他一次次地震撼、反思。
他当然希望蒙古能在中华民国的手里、蒋先生的主持下完成回归之旅，他也从心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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