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的6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1937年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越级选任大本营（后改称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上校科长。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岗位。虽官职不高，但是身在中枢，经常有机会出席那些由常凯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
在几次会议中，因其见解独到，说理分明为常凯申所注意，并破格提升他为少将科长，后又升任处长。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蔡文治作为具体业务的负责者，做出的建议和计划，得到常凯申重视，因而成为黄埔同学中崭露头角的人物。
更为难得的是蔡文治还是那种“学习型”的将领。这一类人开始可能限于所受教育以及眼界等原因，才能一般，不算太引人瞩目，但随着不断地自我学习和提升，其能力和水平还会继续上涨，后劲十足。
历史上蔡文治就自学一口流利的英语，在当时的中美关系协调和高层军事交流中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为常凯申所宠信。1943年，美、中、英三大国在开罗召开会议，蔡文治就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与会。后又带职进入美国参谋大学受训一年，结业后调任中国6军总司令部三处处长，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亚洲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后经美方推荐。升任6军总部中将副参谋长。看起来是前途一片光明。
不过这样的实干型将领在裙带关系复杂的**是很施展自身才华的，哪怕有最高领袖赏识也没用。所谓亲贤而不能用，远的有卫立煌，近的就是这位蔡文治了。他最后因为与汤恩伯就守上海和守长江之战略问题发生严重争吵，愤而离职，避居香港。
蔡文治当时说的一番话，很能体现当时**内部一些真正有才华将领的悲哀。他说：“我判断共军行动无一不准确，可是指挥作战的人毫不采纳。那我这个幕僚还有什么当头？作为作战厅长，真是愧对自己，愧对祖宗。愧对总理、总裁！这个军人我不再当了！”
郑卫国此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牛b的人物。只是觉得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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