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感慨地说：“打一场胜仗就称万岁了，这样下去就算赢了也是遍地的土皇帝，所以我是坚决反对抗日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就说了，与其任由局势糜烂，不如承认满洲国，与日本建立正常邦交。现在倒好，东北没要回来，华北、华东、华南也丢了，眼见国将不国！”
梅思平愤恨地接口说：“可惜庙堂诸公不明白这个道理，只知道一味主战。可主战的结果是什么呢？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gc党的游击队。gc党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政府。”
周佛海则说：“其实委员长本人也不是真心抗日，只是被gc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给逼的。那些人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常的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常，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常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常先生自己的高调，逼着常先生钻牛角尖。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了。”
胡适听了甚合口胃，举杯道：“周老弟此言大妙！来，来，来，我们再干一杯！”
“干！”
“干！”
……
酒过三巡，胡适又问道：“高司长，听说汪先生准备与日和谈？停止七七事变以来的战事。”
高宗武点点头说：“我们确有这个想法，只是困难重重。民众对我们不理解。一说起和谈就骂汉奸。”
胡适摆手说：“民众目光短浅，怎么看并不重要。现在国家屡战屡败，大半国土沦丧，再奢言抗战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梅思平插嘴道：“适之兄大才，汪先生也是这认为的。汪先生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
陶希圣说：“那些一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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