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团长孟庆山与冀中当地党组织组建的。
当初吕司令率部起义还是孟司令派人接应的，但两支部队因为渊源、成份不同，相互之间却并不信任，甚至互相猜疑、互相摩擦。
这也很容易理解。大家以前都不认识，甚至处在敌对的阵营里，突然凑在一起，相互之间难免缺乏了解，信任总需要时间慢慢来建立。事实上，在血与火的斗争，战友之间很容易就能凝固起忠贞的革命友谊。遍观历史，这样的例子也并不鲜见。
遗憾的是，因为肃托，二者之间的裂痕迅速扩大，甚至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当时被定成“托派”的，一是爱给领导提意见、讲怪话的；二是有军阀习气、游击习气和其它毛病的；三是相互之间有意见，借机泄私愤的。
首当其冲的是原河北游击军的干部、战士。这些人大都是冀中的农民，文化水平低，自由散漫惯了，当兵后毛病一时难以改掉，再加上说话随便，爱乱议论，在人人过关、相互揭发的“肃托”运动中，你说我，我说你，很容易“肃”出大批“托派”来。再加上有人故意趁机搅混水，运动越搞越乱。
较有代表性的是被搞成“托派”的河北游击军第2师师长段士增、参谋长兼政治主任杨万林、团长崔树凯3人。这3个人都是参加过1932年**领导的“高蠡暴动”的老党员，他们的死给冀中抗战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杀戮还在扩大，没过多久，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侯平，第8路军总指挥刘可忠，第5路军副总指挥张静明等也惨遭杀害。
搞到最后人民自卫军的一些干部、战士也难幸免。吕司令的入党介绍人、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李晓初也被定为“托派”，随后被押解到晋察冀军区秘密处决。他这个“托派”又涉及到2oo多人。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冀中军区供给部长熊大正等人。总之，“肃托”搞得人人自危。
在这种恐怖气氛下，有一些军队领导人感到大难临头就开始想办法“自救”。比如投靠国民政府，比如宣布独立自成
-->>(第5/6页)（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